监管产生的第五种，亦即最后一种原因，经济学术语称之为"道德风险"，我则称为"运动型多用途车（SUV）问题"。当个体停止接受常规防范措施，从而对自身或他人变得危险（道德或其他方面）的时候，这类问题往往产生。比如大型运动型多用途车看起来在保护驾车司机安全，事实上也在诱导司机在公路上驾车的时候，较平时放松警惕。而且的的确确，在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中，由运动型多用途车引起的事故是增速最快的。利用监管，通过向运动型多用途车征收较高税率的税金，并将税金用于赔偿它们引起的交通事故，或者通过强令设计减少此种危险的设施，可以矫正上述局面。有趣的是，现在只有极少针对运动型多用途车的特殊规则（甚至放弃了许多环境保护法律以便促销此类汽车），这个事实实际上公然违反了道德风险的基本原则。不过，有一个简单的理由可以对此做出解释：当涉及监管时，政治经常胜过经济逻辑。汽车制造商从运动型多用途车的销售中谋取了高额利润，并运用强烈的游说手段击退所有对他们进行监管的尝试。

监管本身也能产生道德风险--通常是在政府的安全或保险方案提供过多保护的情况下。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由于政府向储蓄贷款机构提供了过分慷慨的政府保险，所以引发出巨大的道德风险。储蓄贷款机构为了吸引储户，向其提供更高的储蓄利率。而储户知道，如果利率过高，政府将会替储蓄机构买单。由于得到此种保障，储蓄资金的所有者争相追逐更高的利率，投资的风险愈来愈高。终于，整个行业崩溃了，系统性道德风险的代价是损失掉纳税人五千多亿的金钱。

虽然市场失灵业已对监管做出了大量解释，但是政治学提供了更多解释。当经济出现异常、政策窗口开启的时候，投票人会要求立法者采取行动处理问题。于是，立法者或是设计新的监管体系，或是在现存体系中增加要求，即便其中不存在任何经济基本原则。实际上，一个时代的各项规制，往往是前一时代竞争性法律战斗的作战和胜利记录。在强盗资本家时代之后，铁路规制和反垄断法诞生；大萧条时代之后，劳工、银行业和证券规制出现。每一种官僚系统都依次为利用规则限制对手的战略家创造了机会。


规制的战略决策点


当面对类似"监管州"这样令人混淆的海量规制时，绘制整体地图会有所帮助。此处，我不是将笔墨集中于数百家机关、办公局、委员会和理事会所制定的、散布在法律景画上的法律细节，而是放在规制的五个战略决策点上。这些决策点具有代表性，无论其产生的具体环境如何，都会触发行业参与者采取竞争法律行为。它们分别是标准制定行权（standard-settingexercises）、政府许可（governmentlicensing）、财产权配给与控制（issuanceandcontroloverpropertyrights）、管制性强制行动（regulatoryenforcementaction）和政府捐助与补助（governmentgrantsandsubsidies）。当这些杠杆移动的时候，公司可以判断出自己在监管竞争中是赢家还是输家。


标准制定行权


对于某产品或某行业而言，制定标准是首当其冲且最为重要的杠杆工具。运营企业（包括那些依靠大型网络的企业）所需遵循的技术规格，可以由市场制定，也可通过规制制定。例如，19世纪就发生过两次市场大战，一次是铁轨宽度（即轨距）之战，一次是发电标准之战（采用交流电还是直流电）。最终，两个案例中的市场占优标准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在20世纪，基于市场的标准大战甚至包括录像带制式战争［东芝的家用录像系统（VHS）击败索尼公司的Beta制式］和个人电脑操作系统战争（微软击败苹果与IBM）。在每一个这样的案例中，赢取"标准之战"的秘诀都是广泛快速地向消费者推行于己有利的技术。锁定采用何种标准，从来不需法律规则。不过，一旦市场确认了一种标准，如同录像带和个人计算机行业一样，该市场就会经历爆炸性增长。

还有一些标准不是通过市场制定，而是通过规制确定出来。从产品安全（汽车轮胎与电线）和卫生保健（肉质和药效）到环境（降低空气污染的排放标准），甚至到法律或道德行为规范（关于利益冲突的会计师标准），管制性标准几乎与天下万物均有关联。某些极为重要的政府标准，确立了未来创新的发展路径和网络兼容性。

当一个监管机构插手确立这种重塑产业的重要标准之时，各个公司都会付出与在私人部门标准战争中同样的热忱。随着监管机构对标准的确定，而这种标准于某公司有利而对其竞争对手不利，数十亿美元就会以利润的形式发生转移。因此，法律计谋、政治智慧与坚持不懈的毅力便与最优技术一样成为重要元素，就如涉及标准制定的联邦通讯委员会故事中所揭示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