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型政治.

企业家型政治是局外人的选择战略。顾客型政治涉及局内人悄无声息的游说活动，而立法施舍的成本却广泛分配于毫无察觉的众多人口；与此不同，企业家型政治则需要弱者承担突破既定利益的正面挑战。参与企业家型政治立法活动的公司，会积极吸引媒体关注以达到建立公众意识的效果。

许多政治企业家（politicalentrepreneur）代表的是缺乏组织性的选民的利益，比如消费者、纳税人和穷人。20世纪60年代，拉尔夫·纳德在推动汽车安全的正义运动中，几乎单枪匹马地创造了这种类型的政治活动。他对媒体、学术、志愿者和立法活动的使用，如今已是企业家型政治的模型，而且政治动机已经涵盖环境、产品安全和税收改革等等各个方面。

但是，此处请万分留意--企业参与企业家型政治的方式，与消费者团体的参与方式完全相同。20世纪70年代，美国微波通讯公司（MCI）为了打入长途电信市场而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展开的持久战，就是一个企业家型政治的经典案例。美国微波通讯公司总裁威廉·麦高文，以局外人的身份同强大的电信垄断企业展开了斗争。为了推动电信行业引入竞争机制，他在听证会上一次又一次地作证，一场接一场地讲演，成了国会山的常客。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进一步讨论的，美国微波通讯公司终于成功地说服了美国司法部起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触犯反垄断法。在法院对此案进行审理的过程中，麦高文的立法游说获得了回报。其对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针对司法部的起诉，发动了一场运动，试图说服国会通过法律结束这起反垄断案，并保留其垄断地位。但在最终，麦高文在国会山开展的企业家活动，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错误行动（提出议案时未曾与内务委员会主席进行咨询，而此人恰恰负责召开听证会），共同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提议送上了断头台。

然而，企业家型政治的活动规模未必要像美国微波通讯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案例那样盛大。纽约城娱乐业最近发生的案例就仅仅涉及两个部门。那是纽约城百老汇的剧作家与制片人之间的战争。前者说服两位著名的国会议员--来自纽约的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莫尔和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奥林·哈奇--在议会上提出议案，赋予剧作家不受反垄断法限制的豁免权。他们的目的是要组建同业联盟，与百老汇制片人进行谈判，以获取更高的稿费和更为优惠的合同条款。制片商们，其中包括像迪斯尼这样的知名公司，此前已经设计出一项崭新的"主协议"，并将之作为标准的合同模板，在购买剧本版权时使用。尽管剧作家们对该协议中所包含的繁杂条款颇有非议，但独木不成林，任何一位单独的剧作家都不具备与制片商们谈判的足够实力。而且反垄断法又禁止剧作家这样的专业人士参与任何"集团联合抵制"（groupboycott）制片人的行动。

议案一出，立刻获得《纽约时报》的积极报道，更有其他新闻媒体为这些在百老汇工作、未形成统一战线的艺术家们打抱不平，呼唤经济的公平性。议案也引起了制片人的注意。尽管议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这些富于同情心的参议员的加入，毕竟增加了制片人在谈判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多余的新麻烦。

当出乎意料的、高可见度的外部事件发生时，引发这些事件的原因往往会产生戏剧性的变化，同时政策窗口被触发开启。这种情况下，采用企业家型政治策略的一方通常成为受益人。比如近期，零散的市民组织出于安全性考虑，努力引起立法者重视司机驾车途中使用手机的问题。显然，此项立法将会触犯一些商业集团的利益：手机服务供应商、手机制造商以及需要雇员在车内拨打、接听电话的集团，如递送公司、房地产中间商和销售组织等。

这些反对手机监管条例的企业策划出一项行之有效的媒体宣传运动。他们出资赞助调查研究活动，试图说明收音机、CD播放器比手机更加容易分散司机的注意力；并大肆宣传手机的好处，如报告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帮助紧急靠边停车的司机等。

然而，禁止或限制车内手机使用的立法活动却逐渐蔓延开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立法行为在如此不利的政治环境中取得胜利呢？一个重要因素是各个地区对于车内使用手机造成交通事故、导致老人与小孩受伤等案件的媒体报道。比如，在俄亥俄州的布鲁克林，一位摩托车驾驶者行驶到市政厅旁边时，由于使用手机造成交通事故，导致一位老年司机死亡。此案发生后，该州很快通过了限制司机在机动车行驶途中使用手机的法律。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希尔城镇区，一位年仅两岁的女孩死于车祸，同样是由于司机使用手机。政府立即出台了手机规制。尽管后来此项规制由于与该州鲁莽驾驶法规相冲突，而被法院废止，但该项规制的支持者仍在为立法而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