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此种类型的政治施舍（politicalfavor）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特征。从极端来讲，政治施舍会引发彻底的腐败和贿赂，但是政治施舍也可以是无害的，比如改变感恩节日期。大多数顾客型政治的例子都落在这两个端点之间。

1996年，当时由达美乐比萨业主托马斯·莫纳根带领的比萨快餐供应商，以及全国餐馆协会（NationalRestaurantAssociation）为送货上门的速食餐馆争取到了一项特别课税扣除（taxcredit）。他们采取的方式是通过对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WaysandMeansCommitteeoftheHouseofRepresentatives）（该委员会掌管税收立法）具有影响力的关系良好的众议院议员，在一项未决税收法案中，将课税扣除置于400条"成员修正案"之列--基本上不为人所见。就这样，使联邦政府失去大约600万美元的课税扣除，悄无声息地成为新法即最低工资法的一部分，进入了法律范畴。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两则故事，一则早已成为美国的历史，另一则年代甚近。两则故事的共同点在于，结局对于相关企业都显得不那么成功。1848年，那个世纪最重要的农机设备--机械收割机的发明者赛勒斯·麦考密克，由于面临资金短缺，所以求助议会中的朋友，帮助他延长专利期限，以便进一步开发自己的专利并实现商业化。在19世纪，有许多类似的申请上呈议会，并且除了电码的发明者（莫尔斯）和缝纫机的发明者（豪），还有其他许多人的专利都得到了展期。然而，不幸的是，麦考密克的申请走漏了风声，并让代表竞争对手们的游说家知晓。在农机设备行业中，麦考密克的许多竞争者都希望他的专利过期，这样他们便可使用专利设计出售机械收割机。同时，专利过期的利益又迅速导致农民联盟（他们希望农机设备的价格降低）的出现，阻碍麦考密克的申请。

最近，一家医药公司意欲延长其药品专利期限的尝试，恰如其分地揭示出个人关系和媒体要素怎样影响顾客型政治的游说战略。美国惠氏药厂是美国家庭用品公司的子公司，该药厂想为其药品罗丁（Lodine，一种关节炎止痛药）申请延长两年的专利有效期。此前，与之竞争的药物，即由孟山都公司出售的Daypro，获得了类似的专利期限延长。惠氏药厂为了平衡竞争力量，开始向来自家乡宾夕法尼亚州的资深参议员共和党人阿伦·斯拜科特寻求帮助。随后，斯拜科特再诉诸当时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人特伦特·洛特。

那时，洛特的班子正在进行一项重要的健康保险立法工作，并已提交某个两院咨商委员会（House-Senateconferencecommittee）审查。此类委员会包括来自参众两院的成员，目的是调和两院对于同一法律的不同见解。洛特在那个咨商委员会中的职员领导（其配偶恰巧是美国家庭用品公司的首席游说家）将惠氏药厂的专利展期作为一项修正，加列入委员会版的健康保险法案中。由于咨商委员会的工作基本暗中进行，所以该项修正并没有公开宣布，而且几乎无人会有机会留意该项修正。

本来一切顺意，但一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保尔·威尔史东，却察觉到此次修正。他并不关心是否延长专利期限，但却被其中应用的技术手段激怒了。在参议院议员席上，他慷慨激昂，控诉洛特"暗中"行动帮助朋友，并呼吁进行一次表决，判定这种修正是否正当。

公共利益集团亦闻风而起，其中之一由拉尔夫·纳德发起的组织，即"公共公民"（PublicCitizen）发布了一份新闻稿，指责共和党人在"这项必为立法"上挂了一件"圣诞树小玩意儿"。接踵而来，国会报刊《议会日报》又揭露了美国家庭用品公司游说人与洛特手下职员的关系。于是，洛特迅速撤回对此次修正的支持意见，并发表声明："在这场斗争中，我也不是没有遭遇小人。"威尔史东在投票表决中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将该项修正条款废除。当被问及为何未对先前孟山都专利延期案发表反对意见时，他答道："因为他们偷偷摸摸地从我身边走过了。这种现象太司空见惯了。"

顾客型政治奏效（当奏效时）的原因是，在有组织地寻求立法施舍（legislativefavor）的当事人与他们为之付出几乎不可见的成本之间存在失配。比萨行业的课税扣除价值600万美元，这对比萨制造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但单个纳税人承担的成本只有几美分。

此外，针对顾客型政治的最佳防御方法则是吸引新闻和媒体报道。特别立法施舍不可避免地会伴随轻微的腐败污点，媒体对此不易发觉，但政治家们会四处搜寻，找到污点所在。午夜交易在阳光下总是显得不那么公平。赛勒斯·麦考密克的游说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竞争对手利益集团察觉到了他的行动。组织良好、雄辩有力的对手，会给顾客型政治画上厄运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