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布坎南和考登的上述理论中，我们可以衍生出一些对于竞争性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的推论。第一，倾向于投票的群体拥有良好的组织性，而且经常畅所欲言，比起那些组织涣散的极少投票的人群，前者的影响力更为广泛--即便后者的规模较大。这一点解释了在大多数立法机构周围，利益集团和组织的增生现象。第二，当选举人遭受损失的时候（譬如提税或失业），立法者会将从中得利与避免非议同等对待。第三，若在一场政治辩论中，双方均属财力雄厚、组织良好一类，而且这场辩论必争个你死我活，那么在派系斗争夹缝中的政治家面临的就是棘手问题。找到他们，尽量拖延立法行动。
政治家的生活可能错综复杂，但在任何游说活动中，你的目标应当直截了当：在即将到来的竞赛中，要影响足够的政治家以占得上风。而且为了赢得立法者的支持，你必须比对手显示出能够帮助这名政治家连任的更多方法。支持连任通常采取三种形式：一是对政治活动的财力支持，二是与倾向于投票的群体进行直接接触，三是关于政策选择的可靠信息（可结合有助于向支持者展现这种信息的政见）。
1金钱
竞选运动离不开资金支持。而且，竞选周期之间的间歇，对资金的需求也几乎不断。因此，接近政治家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对其竞选运动提供捐赠。廉洁的政治家虽然不会要求竞选运动捐赠者购买选票，但是，他们会回电致谢主要捐赠者。与那些没有提供资金支持的人相比，捐赠者可以利用这种接近权优势，更加经常地陈述自己的案例，听起来也更加令人信服。
东罗马帝国频繁变更竞选运动捐赠规则及其动辄改革的做法，不在本书讨论之列。但是，其中蕴涵的一条真理永不改变：想要玩转政治，你必须需要金钱。
金钱对政治的影响，毋须我多言。这里我只列举一个案例。在上一章我曾经提起，在微软大部分的历史时间里，游说方面的花费都很少，仅在华盛顿市外的郊区营业部安设了一位游说家。从1993年到1994年，微软的竞选运动捐赠总计仅有109134美元，且大部分都捐赠给了华盛顿州的地方候选人。在利用民事诉讼获取竞争优势方面，比尔·盖茨是个天才，但是他对政治却毫无兴趣。
1998年美国司法部起诉微软触犯反垄断法。用首席执行官斯蒂夫·巴尔莫的话说，微软在华盛顿"冲了个冷水澡"。面对关乎公司存亡的政府诉讼，微软没有任何关系可求。华盛顿的一位律师总结道："在政界，你需要一位朋友之前，就要和他搞好关系。"而微软几乎没有什么立法界的朋友。
反垄断案一出，微软首先就显露出经验不足。它说服州参议员、共和党人斯莱德·戈顿（被称为"来自微软的参议员"）提出议案，削减司法部反垄断署的资金。《华盛顿邮报》将此案置于显著的封面位置，并发表社论，称微软此举为"滑稽的政治威胁"。盖茨很快将这项战略收回。
几番碰壁之后，微软终于抓住了要领。正如我在上一章所写的，微软选出15名说客组成法律小组，并把他们安排在华盛顿办公楼，还花费大量金钱在政治活动与候选人身上。到了2000年，微软已成为高科技领域最为慷慨的政治捐赠者。据《财富》杂志报道，微软为社会活动捐赠了3660万美元现金以及价值17900万美元的软件，支持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如白宫发言人丹尼斯·海斯特与纽约州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当共和党人乔治·W布什在总统竞选中击败阿尔·戈尔时，微软就曾出资赞助了布什的就职宴会。
这些政治投资的确产生了回报。盖茨的法律小组指控法官存在偏见，并对司法部要求分拆微软的提案提出质疑，成功地将该案的最终判决延迟了几年的时间。几番上诉结束之后，共和党反垄断案的原告人马已经由民主党接手。相对于原解决方案而言，新上任的司法部成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对微软公司更为有利，因此也得到了微软的认同。
2选票
如果你能动员那些在美国大选日投票的选举人，政治家们就一定会注意到你。在拉选票方面，各种联盟、协会的作用都不小，也因此而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那些草根人物组织由于能够将具有某种特别强烈信仰的群众组织起来，比如反对堕胎协会、维护妇女权益组织、环境保护联盟等，也因此而受到重视。
在美国，《财富》杂志每年都会定期公布两次名单，即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25个游说团名单。入选的游说团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拉选票不足为奇。几年来最有影响力的三个组织分别为：全美步枪协会（NationalRifleAssociation）、美国退休者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RetiredPersons）和全美独立企业联盟（NationalFederationofIndependentBusinesses）。全美独立企业联盟代表的是中小企业者的利益，而不是大公司，为什么它会出现在名单之上，成为华盛顿最具商业影响力的游说联盟？因为该联盟的成员在政治上极为活跃。他们分散于美国各个城市，组织良好，积极参加当地组织的政治运动，极有可能成为各个社区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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