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早期，修改法律难同愚公移山。比如在古希腊的洛克里斯城，不论何人，如果想要制定新法或对现行法律做出修改，就必须用套索环颈，恳请立法机关的批准。若投票结果未取得大多数通过，这个人就要被当场绞死。狄摩西尼（古希腊演说家。--译者注）写道："两百多年来该城仅修改过一条法律。"在古雅典，公法逐字刻在石头上。石头则环绕城市，置于公众活动之处。如果有人想要修改法律，就必须获得赞成法律改革的投票，然后还要找到刻着现行法律词条的石头，将该词条划掉。

但是现代民主规则与古代已经大相径庭。早期的英国众议院审议法律变更时，非议员成员禁止列席议会厅。市民须在厅外的游说区等候。由此，一份全新的行业--游说家诞生了。作为全职的鼓吹者，资金雄厚的利益集团雇用这些人向议会成员游说法律案例。没过多久，立法者与游说家双双成为专属职业，而游说一行通常由退休或者下岗的立法者担任。

在当代，仅首都华盛顿就有超过一万两千人以此为生--在议会大厅外徘徊，期望说服立法者投票赞成或者反对某项法律改革，其中许多人是律师身份。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企业每年用于影响华盛顿立法行动的总计花费达15亿美元，平均每位国会议员的花费约为270万美元（以及22名活跃的游说家）。在华盛顿以外，还有数万名游说家们穿梭往来于美国各地的地方政府与市政大厅。如果扩展到各国首都、区域中心、市政府以及国际组织，那么游说家队伍就更加庞大了。

目前为止，最强有力的、持久稳固的、富于想像力的游说家们已经成为企业利益的代表。正如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Lindblom）在其名著《政治与市场》（PoliticsandMarkets）中所写："所有市民团体在参与政治竞争时，其竞争能力与资金都来源于自身成员，但商人例外。相对而言，商人享有三重优势：雄厚的资金、现有的企业以及与政府部门的特殊关系。"民主政治为法律战略取得或抵御竞争优势提供了众多机会。民主制度越发达，资产富足、竞争目标明确的行业（或既定行业的公司）就越倾向于使用立法途径达到商业目的。

立法者只需笔尖微动，就可改变规则。接下来，你需要了解怎样在立法领域有效地为自身利益而辩护。否则，某天清晨醒来，你可能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长途货运司机那样，发现你的竞争对手正在使用法律窃取你的市场。


影响力作用点：政治家们的欲望


政治是变化莫测的利益与选票的混合物。与受法律先例限制的法官和受政策要求与行政程序限制的行政人员不同，立法者应该听取几乎任何方面的观点。因此，影响这些人的关键，就在于找到他们在既定时刻的欲望与畏惧。

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中，运用社会科学会有所帮助。许多研究立法行为的政治学家与经济学家都认为，立法者与消费者和厂商一样，均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JamesBuchanan）设计了一种数学方法，帮助社会科学家运用个人利益行为的方式思考政治问题。那么可以解释最大多数立法行为的首要且明显的动机是什么呢？答案是连任的欲望。布坎南的"公共选择"（publicchoice）理论，在解释何种因素激励立法者及为何企业在确定立法日程中作用强大这两个问题上，均是一种有效模型。

另外两个可靠的政治动机与连任欲望亦紧密相连。首先，政治家们专注表面文章，有时甚于真实事件和社会变化。他们不断寻找途径，展现自己对投票人的重要问题密切关注的形象。因此，如果你想为了实现自己的私人竞争目标得到政治家们的支持，那么就必须从政策的角度，向他们展示讨论你的提案对选举人如何重要。这种政治见解能够保护政治家们将来免受"迎合特殊利益"的抨击，并且能够帮助他们通过强调投票人需求的方式，在下次选举中赢得信任。在"保护高速公路安全"的旗帜下，铁路集团在针对货车运输司机的运动中，将许多立法者集于己方阵营。而货车司机只能想尽一切办法来揭露该运动的真实目的其实是"拯救铁路集团"。显然，铁路集团要比货运司机们技高一筹。

其次，政治家们通常尽可能避免危险的政治选择，因为这种选择可能导致固定投票群的疏远。另一位经济学家马克斯·考登（MaxCorden）提出了公式，即他所称的"保守的社会财富函数"（conservativesocialwelfarefunction）。该函数描绘了这种动态。考登认为，政治家们首先要竭力避免由于"社会任何重要部门的实际收入出现任何显著绝对减少"而遭受指责。原因很简单：在任何经济交换中，与可能得利一方相比，失利一方通常更为"喧哗"（政治方面）；而且在下次竞选来临时，失利者会记起给自己带来痛苦的责任人。